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妇女节刚刚过去，“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个世界的创造、发展和气象万千，是绝对离不开古往今来亿万女性的辛勤付出的。同样，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时尚”，也离不开女性的推动和争取。

　　说到时尚，公众认知第一反应会认为这是工业革命催生消费社会以后才有的文化现象，但广义上，前现代社会的时尚风潮也是五彩斑斓，比如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史上具备重要地位的唐代，对于时尚的追求更是前无古人的，社科文献出版社新近推出、华人学者陈步云的这本《唐风拂槛》就将目光对准了大唐三百年的时尚往事。

　　“时尚是唐代人生活的中心，因为这个王朝将织物置于经济和道德价值结构的中心。精英男女颠覆着装规则，以获得华丽的丝绸和入时的设计，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引发了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场模仿游戏，以及生产方式BOB的转变，而这些正是现代时尚体系形成的先驱。”《唐风拂槛》书封上面的一段话，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本书主旨，那就是在主流的西方话语体系外，寻找时尚的源流，且挖掘出与今日千丝万缕的关系。恰如纽约时装学院博物馆馆长瓦莱丽·斯蒂尔的评价：“时尚是与欧洲资本主义崛起相关的西方现象吗？这是多年来的论调，在陈步云的作品中，展示了中国唐代一种繁荣的时尚文化的存在。”

　　该书中译本名字舍弃了原本的《帝国风范》，《唐风拂槛》的书名取自大诗人李白的《清平调·其一》，全诗三首，是奉唐明皇的命令，夸赞杨贵妃的美貌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诗仙虽然有不少“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高歌，早年间也不乏这种“摧眉折腰”的逢迎之作。虽是命题作文，这首诗却也想象瑰丽，起笔两句，极尽了杨贵妃的国色天香。

　　《旧唐书》描述杨贵妃“姿质丰艳”。艺术史家巫鸿也坚称：“据说，塑造胖女人的时尚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杨贵妃众所周知的丰满。虽然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形象在8世纪早期，甚至在那之前就已经出现，杨贵妃确实体现了这个意象的精髓，并且标志着它BOB的高潮。由于她不仅主宰了长安的上流社会，而且主宰了同时代男性的幻想。”名贵华美丝绸下包裹着的丰腴，成了那个时代时尚的风向标。乍看上去，这是一个活色生香的风流故事，其背后却蕴含着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

　　丝织品为代表的布帛不仅是赋税制度的主要承载物，在某些特定年代还因为政府的鼓励成为货币的替代品，得以在市面上流通，它们加工成的衣物，彰显着权力等级和社会地位。

　　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有过论断：“封建统治者历来把舆服作为阶级的象征，即统治者内部也等级分明，不得混淆。因此每遇改朝换代，照例必重新安排一番。”

　　唐代甫一成立，就通过“武德令”将社会划分为皇族亲属和官员为主的特权阶层、自由平民和世袭仆役家庭、私人家仆、部曲奴隶组成的贱民等三个社会阶层，并且不同阶层的着装有着不厌其烦的详细规定——皇帝有14套不同场合的服饰、太子6套、后妃3套，皇族和官员及其家属划分为九品。与此同时，“允许妇女穿低级别的衣服，但严格禁止她们穿着比自身品级高的衣服。这项限制有助于巩固特权与地位之间的联系，保证高品级者的地位。像颜色和色度一样，丝织品也受到严格的规定。那些更为复杂、更为奢华的图案和编织只能由朝廷中地位最高的女性使用。”自此之后，贯穿大唐始终，历代皇帝都对此有进一步详细的规定。

　　皇家制定的规定，最先违反的也是皇室成员，出发点是对时尚的追逐。安乐公主的百鸟裙就是如此，据《书》记载，这件华美的衣服“正视为一色，傍视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由此引发了强烈的跟风，“自作毛裙，贵臣富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注意，时尚的一大特征就是模仿，通过模仿，能够获得超越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心理认同感。在后世，虽然有了更为完备的禁令和处罚手段，如着装与品级不符的话，将受到笞打四十下的惩处。

　　玄宗继位后的714年，曾连下三道禁奢令《禁珠玉锦绣敕》《禁用珠玉锦绣诏》《禁断锦绣珠玉制》，到了726年，又下了一道《禁断奢侈敕》，每一道禁令都措辞严厉，不但将舆服上的金银饰物熔铸用以补充军费，还要求焚毁珠玉，明令禁止嫔妃佩戴珠翠。事后来看，这更像是演给天下的行为艺术，卒于736年的皇族女性李倕也向后人揭示了禁奢令的无效。

　　顺着陈步云的笔触，我们可以看到“李倕墓中的随葬品包含多种形式的金饰：如织金丝绸衣物、金框花钿、镀金青铜发卡，以及一些金线等。珍珠、绿松石、珠母、宝石、紫水晶也被固定、镶嵌于金冠间。腰带部分由珍珠串编而成，金框花钿缀饰其间。”李倕既不是公主，丈夫也不过一个七品小官，这些是明显逾矩的陪葬品。再联想到杨贵妃家族“蹙金孔雀银麒麟……翠微盍叶垂鬓唇”的骄奢，所谓的禁奢令更加流于形式。

　　代宗、德宗直至文宗，都有各项禁令，文宗年间除了规定不得生产奢华丝绸以外，甚至规定不得出现“新样”，为了将规定落到实处，他还命令大臣王涯修订舆服制度，重新施行了以品级定服饰颜色、类型的规定，“江州司马青衫湿”说的就是八品的司马白居易穿的是青色衣服。但是文宗妹妹延安公主在839年元宵夜赏灯之时一身宽大奢华的丝绸衣裙，惹恼了文宗皇帝，也让这项规定再次落空。

　　唐代的开放超越之前历代，对西域的经营，不但输出了丝绸、瓷器和文化，也输入了各类物品和习惯，最为明显的是胡服的盛行，唐人对胡服的迷恋，与骑马郊游、马球比赛以及西域乐、舞、物品的流行有关，而这些事物都是宫廷所沉迷的。胡服流行了几个世纪以后，在玄宗年间达到巅峰，“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

　　胡服的流行，不但动摇了各项禁奢令，还模糊了性别差异、打乱了社会等级，以至于《旧唐书》的编纂者们痛心疾首地痛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他们认为，这种错乱的时尚，是造成安史之乱差点摧毁王朝统治的罪魁祸首，将人性对时尚的追求置于道德的大棒下，痛加鞭笞。风华绝代的盛唐最终走向没落，后人只能从诗文、考古中一窥究竟。好在，时间会荡涤一切，今天我们通过历史遗存在欣赏、赞叹古代时尚的华丽和精致时，还有几个人能想起那些可笑的禁令呢。

　　唐代时尚虽然变化繁多，但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却丝毫享受不到，沉重的赋税和繁重的劳动，透支他们的精力和热情，严苛的政令，使得他们只能穿本色麻布衣。只有在人民充分享受到物质富足的新时代，升斗小民才能享受到时尚带来的美好，即便在批发市场也能淘到一件最新款式的衣服，用价廉物美的方式参与“时尚”。（完）（原标题：来自唐朝的时尚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