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BOBBOB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60岁生日，董必武以一首《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称赞朱德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骨头生若铁般硬，胸次真如海洋宽。要作主人不作客，甘为民仆耻为官。”朱德作为答谢也依韵和诗：“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只见公仆不见官”是延安时期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及清正廉洁作风的真实写照，彰显了中国人的崇高品格风范，深刻回答了中国为谁做官、怎样做官这个根本问题。

　　延安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发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是党中央和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的13年，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在延安的13年，中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和崭新气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就是“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体现。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秉持与人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苏区作风，与人民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1944年9月8日，在延安枣园操场上同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的千余名官兵一起，为因执行烧炭任务而牺牲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召开追悼会，作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时强调：“我们的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高度评价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我们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党的七大首次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写进党章，成为中国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党始终坚守“把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的人民立场。1944年秋，在绥德地区召开的司法会议上，在《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讲话中提出：一、把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二、不当“官”和“老爷”。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这不仅是对司法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其他部门干部的要求。

　　1940年，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爱国侨领陈嘉庚率南洋慰劳团回国慰问抗战将士并到重庆。蒋介石曾拨出8万元的专款，并联系30多个党政部门，组成了近5000人的欢迎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委员会。陈嘉庚得知蒋介石为了接待慰劳团特批了8万元的专款用于接待时，感到十分失望，甚至对国家未来感到迷茫，他在的《》上刊登声明：“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1940年5月，陈嘉庚到延安访问。在延安的时间虽短，他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与国统区饿殍遍野的情况相比，这里的人们虽然贫穷，但个个脸上都充满了生机，每一个人手上都有自己的事情干，纺织的纺织，种田的种田，这让陈嘉庚大为触动，看到了他理想之中的社会：“没有贪污，没有腐败，没有上下尊卑，只有军民一心共同为了明天而努力奋斗的人们。”陈嘉庚受邀到所住的窑洞见面。窑洞里只有一张方桌以及几张经过多次修补的木椅，穿着粗布军装，与高官的形象截然相反。特地留下陈嘉庚共进晚餐，拿来款待他的只有两道青菜，还都是自己种的，唯一称得上丰盛的还是邻居送的一大碗鸡汤。延安之行，让陈嘉庚看到了国共两党的差别。他彻底改变了对的看法，盛赞延安“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吃苦耐劳”，感慨：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料……由是断定“政府必败，延安必胜”。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从最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样。”斯诺称其为“东方的魔力”，是中华民族的“兴国之光”。

　　党中央在延安期间，等老一辈革命家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包括延安在内的抗日根据地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1939年2月，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参加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响应号召，首先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延安五老”都自己动手，种菜纺纱。在的领导下，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延安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干部和群众一样，住的是土窑洞，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小米饭、野菜，穿的是粗布衣，没有油，没有纸，没有鞋袜，没有被盖。延安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一面生产，一面打仗。

　　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在上自总司令，下至每一个战士身上。1937年，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致函四川的亲属时指出：“我为了保持革命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为此，续范亭曾写诗赞颂朱德：“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1939年5月30日，在《新华日报》上为抗大确定教育方针时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曾经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延安的卧室极为简单，没有箱柜，只有用木板制作的活动书橱，装着各种书籍和文件。平常只有简单的几件衣服，用包袱一裹当枕头用;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定好了个人生产计划，决定当年的棉衣、单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等全不要公家供给。林伯渠曾赋诗自励：“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

　　陕甘宁边区因此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评价它“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当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从基层的乡长，到最高层的边区政府主席，各级领导人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当时的县长月工资为180元，而边区的县长月津贴仅3.5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5元。的干部不是做官发财的官老爷，而是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这种鲜明的对比，是陕甘宁边区政权能够赢得人民真诚拥护的根本所在，也是政权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